解讀齊魯文化歷史

我們都知道，齊魯文化是由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結合。今天，小編要從《尚功利、求革新的齊文化》、《重仁義、尚倫理的魯文化》、《博大豐富的儒家學説》和《齊魯文化的演進》這四個方面來解讀齊魯文化的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快來關注一下吧！

　　齊魯歷史文化是指齊魯人民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創造的文化。西周初年到東周末年，在現在的山東境內，主要有齊國和魯國兩個最大的諸侯國。由於所處的地理環境、自然條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特別是治國方針的差異，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説，齊國吸收了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形成了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學術文化。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齊魯文化。秦漢以後，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一）尚功利、求革新的齊文化
　　齊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時期齊國的文化。齊文化創始於姜太公（姜尚），傳至管仲而形成系統，後來由稷下齊法家進一步發展。齊國的地域特點為齊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齊國經濟的多樣性和商業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思想的多樣化和思想文化的廣泛交流，而齊國政治方針具有的民主性傳統及統治階級思想的開明又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使之發展成為一種特色鮮明的文化系統。文韜武略姜太公

1、尊賢尚功
　　姜太公既是周朝開國功臣，又是齊國的立國之君，齊文化創始人，也是古代影響久遠的韜略家、軍事家、政治家。姜太公輔佐周武王，實現了滅商興周的偉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統天下。周武王封賞“功臣謀士”，而姜太公為首封。受封於營丘（今淄博市的臨淄一帶），曰“齊”。太公初治齊，重霸道和法術，把禮、法相結合，隨從民俗，令順民心，不強制推行繁縟的禮儀制度，因俗簡禮、因地制宜，促成了東夷文化向齊文化的轉變。同時，“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令有德有才的人都有機會為民出力多為國建功，併成為齊國治國和用人的一種政治傳統。

齊國的統治者為了稱霸和統一中國，廣羅人才，多方徵求有利於自己統治的理論和意見，用賢才而不計較其身份地位的例子不勝枚舉。管仲原是齊桓公的政敵，經鮑叔牙推薦，齊桓公能夠以事業為重，不記一箭之仇，重用管仲為相。齊桓公的幾個得力助手中，許多出身低微。齊威王時，布衣之士鄒忌被任為內相；被刑致殘的孫臏被任為將領，為齊國立下赫赫功勛；淳于髡為一出身低微的贅婿，也被任命為上卿。齊宣王時，稷下學宮盛況空前，許多文學遊説之士往來其間，學宮內人才濟濟，學術思想十分活躍。

觀念的進步和政治上的寬鬆，使齊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外來文化的營養。面對東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姜炎文化四源合流的狀況，齊人因地制宜，正視現實，採取靈活的態度，突出發展其適合自己國情的部分，又通過多種形式，各種途徑，大量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因子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管子·牧民》中“毋曰不同生（姓），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的論述，充分體現了齊人容納百川的胸懷和深刻的開放思想。

2、務實開放
　　齊國地處沿海，依山傍海，地域廣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發展多種經濟有着廣闊的天地。姜太公建國初期，地薄人少，不適於單純發展農業，他採取了“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的農、工、商並重，多種經營發展經濟的方針，為國家的強盛，經濟的繁榮，人民的富足創造了有利條件，並將齊國以外的廣大地區和許多諸侯國都納入本國的經濟發展體系中。春秋時期，齊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疆域擴大了，土壤也改良了，農業發展的條件基本成熟了。齊國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又制定了大力發展農業的方針，進行了諸如“井田疇均”、“相地衰徵”、“勿奪農時”一系列改革，把農業與工商業同視為重要的經濟基礎。管仲執政期間，發揚光齊國刀幣大開放經濟政策，採取了許多有效措施，以“來天下之財”，出現了“天下商賈歸齊若流水”的局面。戰國時期，齊都臨淄成為商賈雲集的大都會。直至西漢，臨淄仍然“市租千金”，風采不減當年。同時，由於通商活動的開展，促進了齊國與各地的交往，開闊了齊國人民的眼界。

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開放性的經濟和文化，也造就了齊人務實開放的革新觀念。歷經商周鼎革，春秋鉅變，到戰國時期，人民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民本思想已然成為強大的潮流。在這樣的形勢下，齊國的開明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提出了政順民心的主張。管仲輔霸，提倡富國強兵，任霸用法，為後代法家之先導；晏嬰相齊，則力倡節儉，任賢愛民，省刑降禮，儒、墨思想兼得，都表現了“與時變，與俗化”的多變性。齊國刀幣

3、義利並重
　　齊文化表現出明顯的崇尚物利的傾向。為了富國強兵，齊人注意順民，從民所欲，在經國時注重物質生產，追求物質財富的獲取。但齊人尚利、重利，但決不輕視義。他們既懂得物質利益的決定作用，也知曉倫理道德對社會的重大影響。正如《管子》所論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齊國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強調“義”，將“義”、“仁”、“禮”等擺在與“利”同等地位上，認識到統治者不“仁”不“義”，就會喪失百姓，乃至喪失天下。利為義的前提，義對利有一定的依賴性，但義不是利的簡單反映，人民富足固然十分重要，而喪失禮、義、廉、恥同樣十分危險。可以説齊人重物利，但並不是不講義，只是齊人更加尚利而已。

4、尚武崇勇
　　齊建國之前，這裏的夷人很早便以尚武善射而有名，齊建國後，對夷人的勇武風俗有所承繼，歷代齊國君臣大都對“尚武任勇”十分重視，崇武尚力遂成為時代風氣。從國君到士民，莫不以武勇為榮。齊國不但注重攻戰，也十分注意戰爭守備，注重防禦設施的建設。在城市建設中因時因地，精思巧變，使齊都臨淄真正起到“築城以衞君，造郭以守民”的作用。齊國邊界的長城更是一道有效禦敵的屏障。在先秦各國，甚至世界各國，齊國是第一個修築長城的國家，充分而具體地體現了“國備”思想。齊國還造就了一大批軍事名家。他們中有著名的將領，有的還是軍事理論家，《六韜》、《管子》、《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以及稷下兵家的有關著述，都有精闢的軍事理論闡述。

（二）重仁義、尚倫理的魯文化
　　魯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時期魯國的文化。魯國從公元前11世紀年至公元前256年，歷時近八百年。魯地位於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平原，土地肥沃、湖河縱橫，是較典型的內陸河谷型環境，適於農耕。魯國立國之君周公是周之同姓宗親，為武王之弟，受封后得到大量寶器、典籍，而且享有奏天子禮樂的特權。加之周公自幼在制禮作樂的環境中長成，是宗法和禮樂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貴族，自然就把周的禮儀、典章、制度較完整地搬到了魯國。

經濟上，魯國實行了以農為本的政策，不注重商業，主張自給自足，提倡儉樸，主張到貧瘠的地方去培養善心，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徵；政治上，魯國謹守“周禮”，以本族的貴族和大宗為尊；文化上，注重祖宗的成法和經驗，採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文化政策改造魯地的風氣，形成了以周文化為主，以“尚古”、“從周”為宗旨，以謹守周禮，“述而不作”，因循守舊為尚，以“周禮盡在魯”為一種最高的追求，特色鮮明的文化系統。

1、尊尊親親
　　魯國的統治者以周人為主，在他們中間，互相聯絡的紐帶便是周族的宗法感情。尊尊是尊敬身份、地位尊貴的人；親親是親愛與自己血緣親近的人。按照傳統的解釋，親親，父母為首；尊尊，以君為首。在氏族血緣關係的社會組織裏，講究親親，便能起到和睦宗族的作用，在這個前提下，人人都能尊尊，尊重國君，尊崇國中官吏，尊崇貴族，社會的安定便不難取得。魯國立國伊始便遵從周公“尊尊尚恩”的方針，在用人政策上，十分講究血緣宗法關係上的親疏貴賤，優先任用親者、貴者，建立起一整套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統治系統，在官員任用上保存了“世卿世祿”制，侯、卿、大夫、士，層層封立，公族幾乎控制了魯國全部的政權官位，從而形成了姬姓貴族時代掌權，異性之人遭到排斥的局面。這與齊國任人唯賢、崇尚功業、重用有實績的人明顯不同，是兩條完全不同的用人路線，並由此導致完全不同的後果。強調“尊尊親親”在早期雖能保持政權的穩定，但隨着“禮崩樂壞”春秋戰國時代的到來，它又成為“禍起蕭牆”、國力日削的根源。曹劌在國難當頭之際，毛遂自薦，幫助魯莊公出謀畫策，奪取了齊魯長勺之戰的重大勝利。建功立業在先，已經顯示出曹劌忠君愛國的德與才，可是，曹劌在魯國卻始終未得到重用，這和管仲形成了鮮明對照。

2、祭天祀祖
　　祭祀來源於原始時期的宗教信仰，這些原始信仰包括對自然、圖騰以及祖先的崇拜，但祭祀又與原始的宗教信仰不同。殷商時期，祭祀已與戰爭同等重要，喪失“師祀”與喪失“天命”無異。周朝代殷以後，祭祀與戰爭更是“國之大事”。祭祀的目的是為了祈求福祐、答報神恩或者驅邪避惡，但有時並不追究神明的存在與否，只是關注祭祀這種形式，維繫現世秩序才是祭祀的終極目的。魯與周王室在祭祀對象上基本一致，都要祭祀天地、社稷、祖宗，日月星辰、名山大川，這些祭祀對象都有“功烈”於民，具有某種“善”的品質。

3、崇德重民
　　“德”是一定時代衡量人們行為規範的標準。在周禮中，“德”佔有了重要位置，在魯人心目中同樣具有重要地位。西周春秋時期，崇德是社會的共識。由於崇德，魯國出現了不少的以堅持周禮為前提的道德典範。從實質上説，重德的目的在於使國治邦安，而邦國的安定又仰賴於人民的穩定，因而“保民’、“寧民”便被常常提起。雖然魯國也講以刑“威民”，但更看重以德“訓民”和在位“恤民”。國無患，民無難，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則太平。即使遇有兇險，只要建立德行，以德待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救援，兇險亦可安全度過。魯國不少人大倡“重民”之論，這與西周特別是春秋以來“重民輕神”、“重民輕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們已初步瞭解到迷信鬼神無用，唯有得到“民”的支持，才能很好地生存和發展。

4、崇禮明禮
　　周代的禮樂制度，包羅了禮、法、道德規範、典章制度等等，內容十分廣泛。禮在周代所謂“制度在禮，文為在禮”即指此而言。周禮中的禮儀都是本着忠、孝、信、義等準則推衍而來的，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鄒魯之地民眾民風純樸，為人厚道，講究情義，由於聚族而居，彼此熟悉，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差序格局下的禮儀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主要是基於對規矩、情義和習慣的依賴。這一社會背景為儒家尚仁崇禮文化的興起提供了文化土壤。魯國對周代禮樂的完整保存與實施，是因魯人對於禮樂功能有明確的認識，認識到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酮”的功能，“服於有禮，社稷之衞也”，“無禮必亡”，故而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知禮、習禮、好禮、學禮蔚然成風。禮樂大師孔子一再強調：“不學禮，無以立”；要求弟子們“立於禮”，做一個“文之以禮樂”的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求一切均以禮為準繩，由禮為之“制中”，即“禮乎禮”。魯秉周禮，把周禮作為一種政治統治工具，對維護魯國的安定發揮了積極作用，這在西周時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現得比較明顯，有“周禮盡在魯矣”的美譽，即使當週朝禮樂出現了崩壞局面時，魯國仍以知禮而聞名於世。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周禮對魯國政治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但固守周禮也造就了魯人的保守意識，這對魯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有深刻影響，如重義輕利、重農輕商等都由此派生而來，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魯國政治、經濟的發展。

（三）博大豐富的儒家學説
　　至聖先師孔子齊魯文化學派林立，包括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陰陽、縱橫、方術、刑、名、農、醫等，其中，最為璀璨奪目、最核心的是儒家文化，中心則是儒學。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孔子誕生於魯國，並創設儒學，與魯國特有的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和文化氛圍息息相關，是多種因素共同催生的結晶。

1、鄒魯農耕文明的孕育
　　鄒魯地區位於泰山與沂山之間的平原地帶，屬於典型的內陸農耕文明。孔子曾説：“智者樂山，仁者樂水”，不論是土生土長的夷殷文化，還是外來的周代文化，都體現了內陸型文明的特點。鄒魯之地民眾民風純樸，為人厚道，講究情義，由於聚族而居，彼此熟悉，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差序格局下的禮儀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主要是基於對規矩、情義和習慣的依賴。這一社會背景為儒家尚仁崇禮文化的興起提供了文化土壤。

2、魯國曆史文化基因的轉化

魯國分封后，其居民除了周人外，還有許多土著殷人和夷人。儘管東夷文化同周文化實現了融合，但其作為優勢文化被保存下來，特別是其“俗仁”、“好讓不爭”、“天性柔順”的風氣得以被傳承下來。這些“俗仁”精神無疑是孔子仁道觀念和好禮思想的文化種子。

3、魯國特殊文化系統的催生
　　魯國系姬周系，始自黃帝，魯以繼周為宗旨，自稱正宗，享受特重的文化特權，形成了重文傳統，大力推行周禮文化，對原始土著民族文化“變其俗，革其禮”，使周代禮樂文化在魯國極為繁盛。

4、社會發展的呼喚
　　孔子所處的時代正值春秋後期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動時期，當時包括魯國在內的中華大地出現了諸侯爭霸、“禮壞樂崩”、王權衰落、君臣易位等混亂局面。孔子有感於“天下無道”的“大亂”景況，從維護和恢復社會秩序出發，一方面要求減輕人民的負擔，反對橫徵暴斂，主張“敬德保民”，“為政以德”，另一方面提出了德政仁治等治世救國方案，提出了仁義禮智信等匡世正俗的倫常規範，主張“克己復禮”，力圖恢復西周之“禮治秩序”。

5、思想巨人的創造
　　春秋戰國時期，正值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這一時期，許多具有先知先覺的思想巨匠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幾乎同時誕生。鄒魯之地湧現出了孔子和墨子這樣兩位傑出的思想家，他們分別創立了儒家學派和墨家學派。孔子能夠創設儒學，與他的天賦、興趣和好學分不開，他身上的魯國文化基因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孔子生活在一個好禮、知禮、講禮的國度，在魯國要參與政治就必須掌握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現實的政治祈求，加之孔子的天賦、興趣和好學，使其掌握了大量禮樂知識，創設了“儒學”，並逐步發展為秉承文王仁德和周公禮制，以“仁”與“禮”為核心，具有豐富思想內涵和精神特質、特色鮮明的儒家倫理思想體系。

一是以民為本。齊魯文化具有明顯的重人重民的人文主義特徵，以人為本是其靈魂和核心。無論是儒、法兩家重人道、輕天道，還是道、墨兩家重天道、輕人道，人都處於思考的中心位置。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貴君輕”，管子的“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始於愛民”，荀子的“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墨子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無不體現了人文主義特徵。

二是“仁者愛人”。“仁”是儒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最基本的概括就是“仁者人也”，“仁者愛人”。“仁”在家庭中就是孝悌之愛。把孝悌之愛推廣到血緣關係以外的社會成員中，即是“泛愛眾而親仁。”把仁用於處理人際關係，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敍，朋友有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用於治理政事，就是“為政以德”，是以“愛人”為內容的仁在政治上的運用。反映在教學上，即“有教無類”。“愛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則，也是處理人際關係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

三是禮義教化。“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禮治和德治是任何社會管理和政治統治不可或缺的手段。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並引仁入禮，把“禮”作為德和仁具體化的制度或者行為方式，要求禮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做到守禮不違仁。由於孔子以仁釋禮，使禮具有了仁的內容，仁具有了禮的形式，即內容與形式成為不可分離的統一體。孔子主張“德政”，孟子主張“仁政”，墨家主張“非攻”、“兼愛”和“尚賢”，管子學派主張“重法不忘義，興霸不絀王道”，把禮義廉恥提高到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兵家學派把戰爭作正義與非正義，把戰爭手段作有德與非德，把戰爭基礎作得人心與失人心，把戰爭後果作利民與害民之分，都體現了人道主義情懷。

四是“中庸”之道。“中庸”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論基礎上的一種倫理道德觀，也是一種辨證的思想方法，由孔子首創，經過後來的儒家、特別是《中庸》一書的發揮而完善。孔子將“中”的思想發揮運用到倫理道德理論中，提出了儒家的“中庸”説，基本原則是適度，內外協調，保持平衡，無過不及，恰到好處，任何極端的主張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到了極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若能堅持中常之道，才可能做到可持續的發展與進步。

五是“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和規範，要求為臣、為子、為妻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五常”指仁、義、禮、智、信，是人的內在德性，是人的價值、尊嚴之所在，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的基本法則。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五常之道。孟子提出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敍，朋友有信”的主張，認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君臣的地位是不能改變的，但君臣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由等級地位來衡量的。堅持“三綱”“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穩定和人際關係和諧。

六是天人合一。儒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歸依於“天道”，把人的倫常情感貫注於“天道”，使“天”變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實際是把“天”還原為人，強調天人之間的統一性與合理性。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人格化，使人的精神與自然相融合，從而反映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係。儒家一貫重視人與天地自然界的和諧共濟問題，並不斷探究天地自然界發展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即天的運行是自然而然的，大自然中的百物，其生長也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人是統一的、和諧的整體，應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

（四）齊魯文化的演進
　　戰國以後，伴隨着大國爭雄，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百家爭鳴”的新時代。隨着齊、魯文化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及列國紛爭形勢的造就，齊、魯作為文化“重心”的地位進一步顯現，學術繁榮、名人輩出，齊魯地域文化由“齊魯之學”成為“天下之學”，最終由地域文化上升為中國早期文明的核心，並深刻的影響了整個中國文明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進程。

1、諸子大半出齊魯
　　戰國諸子學術的繁榮，是先秦思想學術文化臻於極盛的重要標誌，而其發生、發展的中心區域即在齊魯之地。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於齊魯或受齊魯之重大影響。《漢書·藝文志》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孔子、孟子與墨子都是鄒、魯之人；儒家另一位大師荀子雖為趙人，但年十五即遊學於齊之稷下，學術成就於齊國；道、法兩家之代表人物老子、韓非子雖不是出自齊魯兩國，但道、法思想的產生卻源出齊太公對商代伊尹思想的繼承，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黃老之學”的形成與發展則主要是在齊國稷下完成的。莊子是宋國人，但其故里在今山東東明縣（東明縣古屬宋地）。後世法家多出秦晉，但法家與齊國的關係卻源遠流長，與兵家同淵源於殷周之際的兵家始祖姜太公。

齊魯是漢代經學最發達的地區，西漢的五經八師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齊魯大儒；東漢時設置的五經博士，齊魯儒生佔了八名。在《漢書·儒林傳》中單獨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齊魯籍的有十二人。至東漢末年，齊魯地區又出現了兩位著名的大經學家，一位是今文經學大師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經學大師鄭玄。東晉南朝時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蘭陵蕭氏、高平郗氏、琅琊顏氏和泰山羊氏都來自齊魯之鄉。齊魯名士和先進的齊魯文化南下，為江南地區的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直至北宋，尚有“為學慕齊魯”的稱譽。魏晉之後，雖然齊魯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已逐漸失去其獨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潛移默化地發揮着作用。

2、“百家爭鳴”在稷下學宮
　　戰國學術文化之重心區域在於齊魯，與齊國稷下學宮的設置有直接的關係。田齊統治者在齊國都城臨淄一帶，“立稷下學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人數曾多至數千人。當時各國的學者，都從四面八方匯聚到稷下學宮，稷下諸子自由爭鳴，百家理論展現稷下講壇。被稱為稷下先生著作總彙的《管子》，真實地記載了當時各家學派的理論成果。

3、儒、墨“顯學”俱出於魯
　　戰國諸子之中，儒墨兩家並稱“顯學”，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實務，兩家弟子眾多，支派林立，影響巨大。儒家之中大師如孟子、荀子，俱為中國文化巨人，另有七十二弟子，也都個個為聖賢。墨家學派儘管在秦漢之後，淡出主流顯學地位，但也湧現出如公輸般等中國文化史上的名人。

4、先秦兵學最盛於齊
　　兵學發達，是先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其輝煌成就多為齊人所創。中國古代兵學號稱有十大兵書，先秦時代就有《六韜》、《司馬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兵法》、《尉繚子》六種，前四種皆為齊人所著。先秦兵書出於齊者還不止以上數部，《管子》、《荀子》、《魯連子》等書中都載有重要的兵學內容；齊人中的軍事家，除享譽世界的孫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馬穰苴、孫臏、田單，田忌、齊威王都照耀中國軍事史。眾多軍事家與兵學典籍多出於齊，反映出齊國悠久的兵學傳統和深厚的兵學根基，從軍事文化的層面展現了齊魯文化在先秦各地域文化中的地位。

5、儒學“天下獨尊”
　　儒家文化植根於傳統單一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立足於宗法社會和血緣親情之上，具有濃厚的等級名分觀念、禮治主義、親情主義、等序之愛、泛孝主義等特質，這些使得它不光受到普通民眾的認可，也迎合了維護封建專制集權和等差秩序的統治需要，有助於把分散的個體小農整合到專制統治秩序之中，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儘管儒家學派眾多，觀點各異，際遇不同，但大多都是圍繞如何奪取權力和保住王位，而提出政治主張、策略、政策和方法，既為構建完整的主流文化體系提供理論準備和合理性論證，又為維護封建大一統秩序作意識形態辨護。

儒學的豐富內涵和濟世安邦的價值取向，使之具有了極其深厚的社會基礎，更易為封建王朝所接受，為儒學的廣泛傳播和發展完善奠定了基礎。隨着時代的發展，在較長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在春秋、戰國和秦漢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由於齊國對魯國的兼併，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兩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漸交流融合，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僅在魯國，孔子門下就有72賢人、3000多個弟子來學習傳播儒學。隨着齊魯文化的相互交融，儒學首先傳播到齊國。從戰國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齊國均在臨淄設立學術基地，最著名當屬稷下學宮，邀請各派名家授業傳道。正是有了這個條件，儒學得以在齊國廣泛傳播。在著名的儒家學者裏面，齊人是魯國之外最多的。孔子之後兩個最大的儒學大師孟子和荀子，都和齊國關係密切。孟子相當一段時間在齊國，荀子長期在稷下學宮傳播儒文化，在其書中第一次將齊魯並稱，説明當時齊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經大大推進。同時，齊國的管仲學派也積極推動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融合發展。到了戰國時期，儒學獲得了極大地發展，實際上已經佔據了魯國、齊國兩個國家，實現了儒學的齊魯化，儒學由“一國之學術”成為“天下之學術”。

齊魯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秦統一中國後，法家思想雖然成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但淵源於陰陽五行學説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至西漢初年，屬於齊文化系統的黃老之學又風靡一時，當時統治集團中好黃老之學者甚眾，在全國推行無為政治，不過六七十年間，便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漢代形成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也和齊魯文化有深遠的淵源關係。西漢學者劉向在《説苑·政理篇》曾説過，齊國“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魯國“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跡也。”“故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齊魯霸王之道，不僅被漢代統治者所接受，逐漸合成為“漢家制度”，而且對此後歷代有作為的封建統治者的治國方略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秦漢時期，大儒董仲舒吸收了新的思想，既推崇孔子，闡揚仁學，又採齊學之陰陽五行，大講天人感應，併兼採墨、法等尚同、法治思想，將儒家改鑄成新學説，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地位的工具。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納入封建大一統文化的核心圈之中，成為影響深遠的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