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對文學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

中國有着上下綿延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其文化更是豐富多彩！融合着各個民族的文化，各個文化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各有自己的精彩，你們瞭解巴蜀文化嗎？下面我們將淺談巴蜀文化，一起充實我們的大腦吧。

　　一、巴蜀文化的戰略位置
　　重慶是蒙古騎兵西征時，以合川釣魚城之役，改變文藝復興以前世界史進程的英雄城；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以堅韌的膽魄承受日本無區別的狂轟濫炸，陷大量日軍於中國泥潭而改變世界格局的英雄城。李白有《送友人入蜀》，講的是從劍閣山路進入四川盆地：“見説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展示了巴蜀文化之古老和巴蜀地勢之險要。李白又有《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講的是對巴蜀山水明月的留戀，以及出川的痛快淋漓。在如此一個有英雄城把守，有險峻可拱衞，有江流可進取的地方，談論地域文化與文學，材料不難隨手拈來，實在令人體驗到“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的得其所哉。筆者近年一直在探討“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學術工程，之所以用“地圖”這個概念來講中國文學，就是講求在文學發展的完整性上展開其巨大的運行空間，展開其地域文化脈絡的豐富性，展開其中的民族、家族、作家個人及其羣體的生存流動聚散等等空間上的聯繫，從而動員更加豐富生動的資源，探討我們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完整、豐富、異彩紛呈的文化精神譜系。

在重繪中國文化地圖的命題中，重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生命持續發展，沒有中斷，跟巴蜀地區非常有關係，而且是一種關鍵性的關係。蜀中也為中國文學的盛世輸送了司馬相如、李白、蘇軾等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大家。李白《蜀道難》算得上是“蜀中第一詩”,賀知章一見，就稱讚李白為“謫仙人”.他一開口就用川江號子或開山謠的高調門，高呼：“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蠶叢、魚鳧時代政治雖無與中原“通人煙”的記載，但文化消息已有所交流。廣漢三星堆祭祀坑及成都平原大量的古蜀文化遺存，足以令人驚心駭目。那幾乎等人高的純金捲包的金杖，幾乎兩人高的青銅人像，似乎高聳雲天的太陽鳥青銅神樹，以及眾多的突眼、巨耳、聳鼻、闊嘴的青銅面罩，都令人想起晉代常璩《華陽國志》的記載：“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只有李白那種雄奇不羈的詩性想象，才能與之匹配。清人顧炎武《日知錄》説：“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這種詩歌題旨的轉折，説明巴蜀地理區塊足以牽繫整個國家的安危。清代放開眼光看世界的湖南邵陽人魏源，受了蜀人李白神奇想象的啟發，也作《蜀道行》：“君歌《從軍行》，我唱《行路難》；君奏《巫山高》，我彈蜀國弦。蜀國周遭五千裏，女媧遺石橫南紀，共工怒首觸不開，水束山盤自終始。魚鳧四萬八千歲，不與人間共天地。不遭洪水闢九州，堯禹豈識開明帝！神丁鑿山山忽摧，鼈靈劈江江水開。望帝高飛雲表去，秦兵一夜從天來。金牛道，木牛蹂，白帝城，赤帝守，蛙聲不斷鵑聲又。萬古劍門與夔門，惟見千夫荷戈走。書生不用歎徵袍，英雄失路同兒曹。變化風雲長頭角，時窮天地皆荊茅。君不見，六國龍擾劫灰日，青牛紫氣函關客。神龍首尾何有哉，流沙一去無消息。蜀國弦，弦以哀，問君西遊何時回？”想象馳騁於天地之間，思考着國家、蜀道與人的命運。

巴蜀在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中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與其險峻的高山四周環抱，中間展開廣闊豐饒的平原，以天府之國的富庶，作為中原地區的後院；又以雄踞長江上游，俯窺江南，居兵家用武之要的地理形勢，具有深刻的關係。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六（中華書局版）如此分析道：“四川介在西偏，重山疊嶺，深溪大川，環織境內，自相藩籬。且渝、夔東出，則據吳楚之上游；利、閬北顧，則連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馬、湖、敍、瀘以扼南僰，自昔稱險塞焉。秦人並巴蜀，益以富強。漢開西南夷，邊壤益斥。……蓋東南噤領，嘗在巴蜀矣。後唐同光初，荊南帥高季興入朝，唐主問季興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曰：宜先伐蜀，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宋牟子才言：重慶為保蜀之根本（此就江道言之），嘉定為鎮西之根本，夔門為蔽吳之根本。然而巴蜀之根本，實在漢中（詳陝西漢中府總論）。未有漢中不守，而巴蜀可無患者也。故昔人謂東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漢中。宋人保東南，備先巴蜀。及巴蜀殘破，而東南之大勢去矣。《志》稱蜀川土沃民殷，貨貝充溢，自秦漢以來，迄於南宋，賦税皆為天下最。又地多鹽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江陽皆出鐵。”中國其他地域可以有其他地域的優勢，但是巴蜀地區這種天然屏障、雄踞上游、土沃民殷的優勢，卻是其他地域難以兼備和代替的。

因此，中華民族於秦漢開拓大一統的格局之後，在二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生命過程中，往往重複着“誰兼併巴蜀，誰就贏得大一統”的現象，這一點為多次改朝換代、南北衝突融合所證明。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斷？過去很多學者專門從概念上講儒釋道交融互補的價值和功能，但實際上的問題恐怕不是這麼簡單和空泛。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華民族除了擁有黃河文明之外，還擁有一個長江文明，有這“兩河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在中世紀的北方崛起了一個“草原帝國”,其疆域從興安嶺一直到歐洲。在冷兵器時代，草原騎兵縱橫馳騁，驍勇善戰，如“秋風掃落葉”,很多古老的農業民族都被它摧毀了。但是唯有中華民族還奇蹟般地堅守着，百折不撓地發展着。《儒林外史》作為“楔子”的第一回，開場詩中有一句：“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接着還追問：“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要看得破，就要思考“前朝樹”吹倒了，為何根基不拔，“後朝樹”的新芽為何又在原來的根上茁壯地生長出來？就是因為中華民族由黃河、長江這兩條母親河哺育。這兩條江河具有豐富的生存屏障、眾多的資源和人口、多姿多彩的文化智慧以及廣闊的迴旋餘地。比較起來，古埃及文明只有一長條的河谷綠洲，所以阿拉伯人來了，馬其頓人來了，它就缺乏迴旋餘地，容易中斷。中東的古巴比倫也有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這兩河流域，但中華民族的黃河、長江這兩河流域比它大了七倍，腹地很大，底氣就很足，這在民族博弈和發展中，提供了進退的餘地和迴旋應對的彈性，從而以海納百川的姿態包容了本來的文化和新來的文化，並在更高的層級上進行兼容創新。

在此巨大的江河腹地及其周邊，地理狀貌和氣候的差異，形成了遊牧、旱地農業、稻耕農業等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古代中國大規模的民族衝突融合，主要表現為南北民族碰撞和疆土推移。北方少數民族進犯中原，在平常的時候長城是可以抵擋一下的。有此長城雄關駐兵設防，想破關南下，是要付出代價的。在邊境平靜的時候，可以開關貿易，互通有無。但是當北方少數民族真正強大到極點，建立大面積的統一帝國之後，長城就難以招架了。在中原國力不振，節節敗退的歲月，什麼東西擋住了北方騎兵的鐵蹄呢？是長江。有所謂“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又所謂“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中國出現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南北朝，試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長江“天塹”,中華文明就可能失去地理屏障，為馳騁萬里的鐵騎斬斷了。明人楊慎《廿一史彈詞》中有《臨江仙》（廿一史彈詞第三段説秦漢開場詞）唱道：“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此詞為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時，作為卷首詞。又作為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歌，唱遍大江南北。

而在長江天塹的攻防中，雄踞上游的巴蜀之地，是其關鍵與要害處。清·吳之振等《宋詩鈔》之《止齋詩鈔》載陳傅良《聞葉正則閲藏經次其送客韻以問之》寫道：“順水去吳會，逆水來夔門。萬古逆順舟，以鬥佔旦昏。”長江三峽的夔門，直通中游及下游的三吳之地。因此，明朝洪武年間的馬德華賦有《蜀山圖》一首：“翠壁蒼壓峭入天，雨餘芳草帶春煙。錦江東去夔門險，劍閣西來鳥道懸。丞相舊圖砂磧裏，文翁遺廟夕陽前。回看匹馬經行處，似有猿聲到耳邊。”只要南方朝廷能夠固守“錦江東去夔門險，劍閣西來鳥道懸”的巴蜀地區，佔領黃河流域的遊牧民族的戰爭壓力，就有可能依憑長江天塹被化解。

二、民族共同體與英雄城
　　正因為有了長江的阻隔，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之時，漢族的一些大家族遷移到長江流域，把長江流域發展得比黃河流域還發達。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浸染中原的漢族文明，住在未央宮比住在帳篷裏舒服吧，所以它就逐漸地被漢化或華夏化了。中華民族向來有一種維護國家統一的向心力，人心不死，自然會趨於新的統一與融合。《世説新語·言語篇》記載了一個東晉初期發生在吳地丹陽新亭的着名故事：“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對於這個新亭故事，明代戲曲《玉鏡台記》第十二出“新亭流涕”中，作了如此唱詞和對白上的發揮：“自羯虜窺覦神器，胡塵四塞迷。頃刻把中原板蕩，冠履倒置，黎民無孑遺。……是何時，從頭收拾山河舊，天外重將落日揮。仰見三辰失位，神京九鼎移。（自從虜馬飲江，滄桑遷變，指顧江山，漫非舊日之景。可傷，可傷。）攜手憑高睇盼，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流淚介〕……我與你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乎！……國破裂，君難急，青衣之恥猶未雪，逋臣此恨何時竭？壯懷激烈，甘為嵇侍中血。天柱折，地維缺，一江南北乾坤別，遙看朔漠心如噎。只願江左羣寮，心孚契結。徇國忘家，忠肝似鐵。收疆土，恢帝業，麟閣圖形，燕然勒碣。寸心迫切，衷腸似火濆，聽取江流，聲如哽咽。”這些充滿激情和憂患的對白和唱詞，是幾個人物輪番説出，或合唱的，從而表明在“一江南北乾坤別”的民族危機中，收拾山河，克復神州，重整乾坤，是南渡過江的中原士大夫的意志和共識。

百折不撓地將這種追求統一、反抗分裂的民族意志，注入長江、黃河的文明腹地，這就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生存史上氣壯山河的南北“太極推移”,你推過來，我推過去，越來越深地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於是在南北對峙之後，出現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巴蜀在二千餘年的南北對峙交融中，佔有特殊的位置，堪稱“太極推移”中的“太極眼”.歷史上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頗有幾處：一是長安所在的關中。《史記·留侯世家》記載，留侯張良討論定都的時候説：“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免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二是金、元、明、清定都的北京。明人謝肇淛《五雜俎》説：“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

清代福格《聽雨叢談》説：“自來論形勢者，必曰關中負山面河，不啻拊背扼吭，足以鞭撻四裔。其次則河、洛居天下之中，金陵有長江之險。蓋皆因仍而言，未必具有獨識也。燕京之地，《戰國策》已稱其天府之國，富弼稱其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可以為患。”清代朱彝尊、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五説：“是邦（幽燕）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誠天府之國也。究其沿革，唐虞則為幽都，夏、殷皆入冀地，周封堯後於薊，封召公於燕，正此地也。厥後漢曰廣陽，晉曰范陽，宋曰燕山，元曰大興，國朝初謂之北平，而為燕府龍潛之地，尋建為北京，而謂之順天焉。”清人吳長元《宸垣識略》卷一引述：“明謝肇淛雲：燕都稱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三是地方人士稱其故土。《北齊書·唐邕傳》稱幷州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説：“閩故神仙奧區，天府之國也，並海而東，與浙通波，遵海而南，與廣接壤，其間彼有此無，十而二三耳。”四是巴蜀之地，“天府之國”的稱呼，於此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傳主與劉備作《隆中對》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清·董誥等《全唐文》卷二百十五記載，陳子昂《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説：“夫蜀都天府之國，金城鐵冶，而俗以財雄；弋獵田池，而士多豪侈。”比起關中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燕京的“燕都稱百二山河，天府之國”,幷州的“金城湯池，天府之國”,閩中的“神仙奧區，天府之國”,巴蜀的“天府之國”另是一番景象。有若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條記載：“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府之國。”

素稱“天府之國”的巴蜀以“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歷史上常可奠定一代“王業之基”.秦始皇統一中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他登基前半個世紀，秦人就佔領了巴蜀。巴蜀的開發，使秦國的土地和國力增加了一倍。他們利用巴蜀的財富源泉，支撐戰爭，收買列國重臣，勢如破竹地兼併山東六國，統一天下。漢高祖擊敗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除了善於收羅、駕馭和使用傑出人才之外，依恃的也是關中的兵，巴蜀的餉。漢以後出現了三國，晉朝統一全國也是首先拿下了蜀國。原先曹操與孫權打仗，曹操進攻孫權，曹操必敗，孫權進攻曹操，孫權必敗，因為一者長於陸戰，一者長於水戰。但是一旦拿下蜀國和襄陽，就雄居長江上中游，可以建樓船，練水師，一旦東吳有變，就順流而下，統一全國。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詩所寫的“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就是展現這番情景。隋朝結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是由於隋據有巴蜀。南朝梁發生侯景之亂，西魏乘機佔領荊襄、巴蜀，北周取代西魏之後又滅北齊。此時的南朝陳只有三峽以東、大江以南的土地，因此隋文帝篡奪北周帝位，消滅陳叔寶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如清人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三十所説：“以勢言之，先江南而後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埽葉得勢故也。”

宋太祖陳橋兵變，向南方用兵，也是乘亂進入長江中游，又消滅後蜀，才從長江的上中游進攻下游，消滅了南唐李後主的小朝廷的。宋人邵伯温《邵氏聞見錄》記載：“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志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鋭，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雲。”這就是着名的“雪夜訪普”的佳話，也見於《宋史·趙普傳》。一代開國君臣必須認真思考“南征北伐，成算所向”的戰略方向。宋初開國，先用“王全斌平蜀”,再以曹彬平江南，然後回師滅北漢，中原、荊蜀、江南統一之後，才用全國之力，承擔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壓力。其中，荊、蜀之地成為首選的入手處，這是值得深思的。

長江下游江面開闊，靠近南方朝廷的心臟區域，必有重兵把守，必遇殊死搏鬥，北方的騎兵、步兵貿然過江容易失去優勢，面臨嚴重的危險。金與南宋對峙，金兵在西線遇到吳玠、吳璘的有效抵抗，一直未能進入巴蜀，這對南宋能夠保持偏安局面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這樣金兵只能直接跨長江，而直接跨長江就吃敗仗。金主完顏亮屯兵四十萬，在採石磯對岸的和州，要跨長江滅南宋。有個四川書生叫虞允文，是跟張孝祥、范成大、楊萬里同科的進士，他蒐集零散的士兵和船隻，以一萬八千人就把金兵打敗了。《宋史·虞允文傳》詳細記載蜀中隆州仁壽人虞允文指揮的這場長江採石磯之戰：“金主（完顏亮）率大軍臨採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採石，時權軍猶在採石。丙子，允文至採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完顏）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殭屍凡四千餘，殺萬户二人，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

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鰍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週金山，迴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可見虞允文於水上戰役中調度自如，其智謀竟然壓倒了北方遊牧民族的一代梟雄。驕橫的金主完顏亮不諳水戰，鋒芒屢挫，撤兵途中就被部下暗殺了，這就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宋史·劉錡傳》又載：“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採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劉錡是一代中興名將，竟然對為一介儒生的虞允文在長江水戰上的作為讚不絕口，這是儒生的威風，還是長江天塹的威風？

與巴蜀、與重慶有重大關係的，是13世紀蒙古帝國滅金之後，四十年才滅南宋。他們都到哪裏去了呢？

除了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西征，一直打到伏爾加河之外，在中國土地上的蒙古大軍向西打破襄陽、成都，忽必烈從隴西穿越二千里山谷，乘羊皮囊下金沙江，襲破大理國。當時的蒙古騎兵被羅馬教皇稱為“上帝的鞭子”,但蒙哥汗親率十萬大軍進攻重慶合川釣魚城的時候，被飛丸擊中而死，使釣魚城成了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上帝折鞭”的英雄城。釣魚城本是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餘玠，採納播州（今遵義）士人冉璡、冉璞的建議，搬遷合州及石照縣於釣魚山上，屯兵積糧，修牆建堡而成。《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第四十二載：“合州，中，巴川郡，軍事。淳佑三年（南宋理宗年號，公元1243年），移州治於釣魚山。”山勢險峻，環以嘉陵江、渠江、涪江之水，成了“鎖鑰三江”的巴蜀屏障。築釣魚城五年後，蒙古軍分三路進攻南宋，蒙哥汗（即元憲宗）親率主力，攻陷成都及川西北諸府，對釣魚城招降受拒。此年，即蒙哥汗九年（宋理宗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軍攻城，均被守將王堅擊退。六月，蒙古前鋒將領乘夜攻破西北外城馬軍寨，與增援的守軍激戰。戰爭間歇時，蒙方前鋒將領勸降喊話，為滾木礌石擊中身亡。七月，蒙軍在對面馬鞍山築台立桅，以窺釣魚城虛實。蒙哥汗登桅瞭望，為釣魚城上巨炮發射的飛丸擊傷，留下可“克城盡屠”的遺詔而亡。蒙哥汗死訊傳出，西征埃及、敍利亞和歐洲，以及南攻趙宋的蒙古貴族返回本土，展開長期的汗位爭奪戰，在內訌中消磨了摧枯拉朽的擴展勢頭。草原帝國本被喻為“上帝的鞭子”,而釣魚城之戰成了“上帝折鞭”之役，改變了中古世界局面和世界史進程。合州有被稱為“鄒忠介公”者，作《釣魚城跋》雲：“吾聞得國於北者，恃有黃河之險，得國於南者，恃有長江之險。而蜀實江之上游也。敵人得蜀，偏師可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敵人與我共之矣，故守江尤在於守蜀也。而釣魚城又據蜀之上游。冉氏兄弟，首劃城釣魚山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豈非有見於此歟？向使無釣魚城，別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杜，豈待厓山而後亡哉。”清人丁治棠《仕隱齋涉筆》摘錄此跋之後，評論説：“文僅二百餘言，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大手筆也。釣魚城有石刻四字，雲獨釣中原,或雲忠介公題。”釣魚城憑藉天然險峻，在蒙古大軍包圍下，堅守三十餘年，直到南宋滅亡之後。如郭沫若在抗戰時期的摩崖題詩所云：“魄奪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縈。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壯甲兵。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釣魚城堅守前後，蒙古軍已佔領襄陽、成渝、大理，實際上已從上中游渡過長江，因而回師東南，滅宋已成摧枯拉朽之勢。這就是説，元朝統一中國，也印證了先得巴蜀、後成統一的歷史通則。

現代的巴蜀在支撐國家命脈和完成統一、獨立的大業中也發揮了無以代替的作用。抗日戰爭時期，北平、南京、武漢相繼淪陷，重慶成了戰時陪都，被譽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司令部。而且新中國建國的十大元帥中，巴蜀出了四個---朱德元帥、陳毅元帥、劉伯承元帥、聶榮臻元帥，他們在全國解放統一中立下彪炳史冊的功勛。在巴蜀可以找到一個極佳的立足點和精神關注點，總覽維繫着中華民族共同體生命的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衝突融合，總覽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往往是“誰得巴蜀，誰得一統”的歷史進程。關注巴蜀文化，實際上是關注中華民族發展合力的一個關節點。

三、巴渝歌舞與竹枝詞
　　重慶近年隨着三峽水庫的修建，搶救發掘出大量巴人文化的遺存，建立了巴文化博物館。重慶、川東一帶，古稱“三巴”:渝州為巴中，綿州為巴西，歸、夔、魚腹、雲安為巴東。晉代常璩《華陽國志》卷一述及三巴的政治建制：“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劉）璋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羲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則解釋三巴得名的緣由：“渝州（今理巴縣）古巴國（《左傳》西巴師侵鄾,注云：巴國今江州縣也。其爵曰子），謂之三巴（《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謂三巴）。”《三巴記》乃蜀漢大臣譙周所着，因而他對地理形勢是熟悉的。蜀人李白有《宣城見杜鵑花》（一作杜牧詩，題雲《子規》）詩云：“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三巴是巴人的原住地，在《左傳》中，他們多次以“巴子”“巴人”的身份出現，與楚國或聯盟，或相爭。在戰國七雄稱王時，巴亦稱王。至於他們的起源，大概是來自巴人的口頭傳聞，如《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巴蠻的分支，有板楯蠻，有別名為賨人。這個以白虎為圖騰的部族，是能歌善舞的。還是《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如此説：“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户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珍。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舊唐書·音樂志》也證明這一點：“漢高祖與項籍會於鴻門，項莊劍舞，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雲公莫害沛公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之遺式也。《巴渝》，漢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漢伐楚，以版盾蠻為前鋒，其人勇而善鬥，好為歌舞，高帝觀之版盾蠻為前鋒，其人勇而善鬥，好為歌舞，高帝觀之曰：武王伐紂歌也。使工習之，號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

巴人的歌舞崇尚勇武風氣。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別本》（卷六·蜀錄/文淵閣四庫叢書本）記載：“巴人謂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及高祖為漢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巴渝舞是巴人的名牌，因與改朝換代時期的開國雄主相聯繫，影響相對深廣。晉代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如此記述：“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啟，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着乎《尚書》。巴師勇鋭，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宋代曾慥《類説》則説：“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巴渝之美》。”一旦冠上週武王、漢高祖的名頭，巴渝樂舞就成了全國性的樂舞，由俗入雅，獲得貴族的青睞。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部一/四庫全書本）涉及漢代風俗：“《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撫流徵於堂，與鳴鼓巴渝交作堂下。”到了六朝，梁簡文帝有《蜀國弦》樂府詩，稱讚巴渝舞姿之妙：“銅梁指斜谷，劍道望中區。通星上分野，作固下為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渝。陽城嬉樂盛，劍騎鬱相趨。”梁簡文帝又有《舞賦》曰：“酌蒲桃，坐柘觀，命妙舞，徵清彈……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動步，鞞輕宣而逐吟。”在這位以“文”為諡號的帝王心目中，巴渝樂舞簡直成了妙舞麗曲的代名詞了。巴渝歌舞由漢高祖稱讚的“武王伐紂歌”,蜕化成妙舞麗曲，也可見南朝文學風氣趨勢之一般。

無論是崇尚勇武也罷，妙舞麗曲也罷，既然巴渝歌舞上連周武王，下連漢高祖，便不能不引起歷代史志的談論和探討。宋代鄭樵《通志·樂略》稱：“按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鬥，好為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台》，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故改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台新福》《行辭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舞故常六佾，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啟增滿八佾。樑復號《巴渝》。”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樂考”,則判定巴渝樂屬於“武樂”,並探討其體制：“巴、渝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渝人，並趫捷善鬥，與之定三秦，因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杜牧説得很乾脆：“巴渝夷俗，慷慨豪健，形於樂曲……”明人楊慎《送樊九岡副使歸新繁》寫得很深情：“別君於南雲碧雞之澤，追君於東城金馬之坡。酌君以蓮蕊清曲之酒，侑君以竹枝巴渝之歌。”清初的吳偉業提起巴蜀，就在《閬州行》中發了如此感慨：“四坐且勿喧，聽我歌閬州。閬州天下勝，十二錦屏樓。歌舞巴渝盛，江山士女遊。”清代中晚期的蒙古旗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柏葰，宦遊巴蜀，作了《重慶府》詩云：“十七門樓壓翠鬟，西南一線走嚴關。波濤交匯三江水，井邑高凌萬仞山。吳楚帆牆來日暮，巴渝歌舞豔人間。時平不用誇形勝，戍鼓無聲白晝閒。”不管是稱“盛”,還是稱“豔”,巴渝歌舞流傳了二三千年，依然是巴渝地區的文化符號之一。

究其原因，巴渝歌舞是汲取民間營養，始終接上“地氣”的。周朝采詩，未及巴渝與楚之江南，反而在這些地方為《楚辭》和巴渝歌舞留下了發展空間，此之謂“邊緣活力”.因此，巴渝歌舞又生長出《竹枝詞》的分枝。唐人顧況《竹枝小序》説：“《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裏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禹錫曰：竹枝，巴也。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豔焉。”唐人皇甫鬆《竹枝（一名巴渝辭）》卻採取七言二句為一首的形式，其一是“檳榔花發鷓鴣啼，雄飛煙瘴雌亦飛”;其二是“木棉花盡荔支垂，千花萬花待郎歸”;其三是“芙蓉並蒂一心連，花侵槅子眼應穿”;其四是“筵中蠟燭淚珠紅，合歡桃核兩人同”;其五是“斜江風起動橫波，劈開蓮子苦心多”;其六是“山頭桃花谷底杏，兩花窈窕遙相映”.明萬曆年間的俞彥又有一種同樣奇特的《竹枝》，謂“孫光憲、皇甫鬆俱有此體”,詩云：“巴江迎神（竹枝）打鼓鼙（女兒）。山花紅英（竹枝）女巫衣（女兒）。……巴童愛唱（竹枝）巴渝曲（女兒）。巫神夜歸（竹枝）巫廟宿（女兒）。”這些《竹枝》歌詞，通俗甜膩，語意雙關，在心照不宣中別具風情。

清人王士禎等的《師友詩傳錄》，又對《竹枝》《柳枝》一類來自民間的詩歌形式，大發議論説：“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問其詳？阮亭答：《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創為《橘枝詞》，而和者尚少。歷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裏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儇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竹枝》、《柳枝》詞，詳見《詞統》。”王士禎在揚州作有《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中一首寫道：“曾聽巴渝里社詞，三閭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其中既追溯了《竹枝詞》的巴渝根源，以及文人採風中由俗入雅的過程；又展示了《竹枝詞》在超地域的傳播和寫作中，被賦予“泛詠風土”的功能；並且將源於“巴渝里社詞”的《竹枝詞》，與屈原的“三閭哀怨”相聯繫，從而形成二千餘年發源於巴渝、南楚的、具有深刻的民間因緣的“男音”系統。

三巴之地，本以民間歌詠風氣極盛而馳名。宋玉《對楚王問》説：“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宋玉的意思在於“曲高和寡”,但是翻轉一面看問題，在巴渝之地是“曲俗和眾”,而且這種帶着巴人徽記的俗曲，竟然在楚國首都，已經獲得了超過任何歌曲的眾多知音了。宋玉在無意中，為巴渝俗曲的魅力，作了極好的證明。

唐代詩翁杜甫漂泊西南，進入巴蜀之後，也聽到這種魅力動人的俗曲了。杜甫《暮春題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杜甫客居巴蜀，找到了安頓詩心之所。先是“五年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在成都浣花溪畔草堂，記留下他客居的憂慮，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留下了他村居的寧靜，如《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他在這裏作了一組《漫興》和《江畔獨步尋花》絕句，“罵春色”“罵春風”“罵燕子”“又罵桃柳”,心情放鬆得有點“顛狂”,人生能有幾回如此心境？明·李東陽《麓堂詩話》（知不足齋叢書本）説：“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可見杜甫於此也感染了巴渝歌舞的地氣。

杜甫《水檻遣心》詩云：“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

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户，此地兩三家。”對於此詩，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説：“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唯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由此又聯想到杜甫在長安時寫《曲江二首》的一聯詩句：“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如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王國維《人間詞話》，將杜詩的這番感受納入他的“境界説”,謂“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掛小銀鈎,何遽不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可見進入巴蜀的杜甫，已經喚醒了詩性敏感的新深度，而以精細的格律與宇宙動靜進行怡然自得的微妙對話了。

金代曹之謙《寄元遺山》如此評議杜甫的詩歌變化：“詩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夔州，即今重慶奉節，漢代公孫述建白帝城於此。李白受永王李璘事件牽連，流放夜郎，途經白帝城，於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遇赦東歸，作《早發白帝城》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杜甫於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離開成都，次年春夏間移居夔州，距李白遇赦東歸已經七年，而且李白已經在當塗逝世四年。杜甫居夔州二年，作有《詠懷古蹟五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等着名詩篇，共計成詩四百三十餘首，幾近今存杜詩的三分之一，成為他的詩興集中爆發而登峯造極的時期。

明人陳繼儒《筆記》卷二描述了杜甫寓居夔州的蹤跡：“杜少陵自成都來夔門，欲下三峽，達荊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西，後徙居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於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杜甫在夔州，已是遠離政治中樞與政治事件的漩渦，他卻沉下心來，觀看歷史，觀看國家的命運，觀看自己內心深處，體驗着一種深刻而酸澀的“孤城感”.清人吳喬《圍爐詩話》由杜甫的《詠懷古蹟五首》談到他的《秋興八首》，認為：“唐人謂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今看右丞詩甚佳，而有邊幅，子美浩然如海。子美羣山萬壑赴荊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折之致。

……《秋興》首篇之前四句，敍時與景之蕭索也。淚落於叢菊,心繫于歸舟,不能安處夔州，必為無賢地主也。總不過在秋景上説，覺得淋漓悲感，驚心動魄，通篇筆情之妙也。……蜀省屢經崔、段等兵事，夔亦不免騷動，故曰孤城.又以窮途而當日暮，詩懷可知。依南鬥而望京華者，身雖棄逐淒涼，而未嘗一念忘國家之治亂。……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言兩地絕遠，而秋懷是同，不忘魏闕也。……孑居夔門，進退維谷。其曰白頭吟望苦低垂,千載下思之，猶為痛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的那首《登高》七律絕品：“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對此詩作了選句細讀的，有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五），他指出：“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處也。獨登台，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這首七絕名篇曾經引起明清兩代關於古今七律孰為第一的議論。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認為：“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勛《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樑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況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的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他提出杜詩可供七律第一的候選篇章中，四首竟有三首出自夔州詩，除了這首《登高》之外，另兩首出自《秋興八首》。胡應麟以依附王世貞得名，只是它特別推崇這首《登高》，其《詩藪》內編五認為“杜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微有説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元人評此詩云：一篇之內，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似識者）”.説得同樣鐵板釘釘的，還有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八：“嚴滄浪謂崔郎中《黃鶴樓》詩為唐人七律第一，何仲默、薛君採則謂沈雲卿盧家少婦詩為第一。人決之楊升庵，升庵兩可之。愚謂沈詩純是樂府，崔詩特參古調，皆非律詩之正。必取壓卷，惟老杜風急天高一篇，氣體渾雄，翦裁老到，此為弁冕無疑耳。”由此可見，杜甫雖然居留夔州僅二年，但這是非同尋常的二年，他在此期間拓展了詩的胸襟和境界，提升了詩的文化含量和藝術含量。夔州是有幸的，它由於有了杜甫的居留，成了中國詩歌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亮點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