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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祕贛鄱文化有哪些

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和吳越文化等這些地域文化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常用詞語。然而贛文化知道的人卻是不多。那麼,贛鄱文化是哪一種文化?為什麼當前人們對“贛鄱文化”這種表達方式還有陌生感?不妨隨小編一起去看看吧。

揭祕贛鄱文化有哪些


  1、鄱文化何以得名“贛鄱”呢?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京九鐵路的建設與21世紀的臨近,江西學界發生了一場對本土文化的熱烈討論,討論引起了社會各界乃至海外贛人的熱切關注。那場討論的結果是誕生了“贛文化”一詞,從那以後人們頻繁地使用“贛文化”這種表達方式,來抒發“愛我江西”的桑梓情懷與“興我江西”的殷切願望。

然而對於“贛文化”這個詞,有的學者認為,它還不足以構成對江西文化的全面代表與概括。漢語的詞彙以雙音節為主,成語則以四音節為主,因為這個原因,“贛文化”這個三音節詞讀來稍嫌拗口。而國內其他地域文化大多都有朗朗上口的四音節表達方式,如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燕趙文化、湖湘文化等。過去人們也曾試圖使用過雙音節詞,擔任過江西省歷史學會會長的姚公騫先生提出過“贛江文化”,學者周文英的一部著作名為“江西文化”,但前者只指代贛江流域,我省境內其他水系沒有包括在內,後者徑用始於唐代的行政區劃為名,未能體現贛地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與厚重博大。不僅如此,省外其他地域文化的表達方式,還顯示出它們是內部兩個“地域子文化”的集成,如巴蜀文化意味着它是由“巴文化”與“蜀文化”集合而成,齊魯文化是由“齊文化”與“魯文化”集合而成,吳越文化是由“吳文化”與“越文化”集合而成。這類“雙子星座”式的名稱顯示了地域文化具有的豐富內涵和強勁動力:兩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地域子文化”集合在一起,既相輔相成,又呼應激盪,正是該地域文化生氣勃勃的表現。

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提出,為我們尋找更具概括性的地域文化表達方式打開了新的思路。省委、省政府建設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戰略決策,引起了人們對鄱陽湖地區的高度關注,煥發了該地區人民建設家鄉的熱情,也使得鄱陽湖這個名字成了吸引眼球的新焦點。鄱陽湖承納贛、撫、信、饒、修五河來水,其流域面積幾乎覆蓋江西全境。因此,除了“贛”字之外,“鄱”字是最能指代江西的詞彙。從多年來報章上使用的“贛鄱大地”一詞,也可以看出“鄱”字最具與“贛”字相提並論的資格。由於媒體對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大力宣傳,“鄱”字近期的“出鏡率”更為頻繁,當前應是推出“贛鄱文化”這種表達方式的最佳時機。而且“贛鄱文化”比“贛文化”更具地域代表性,“贛”字在這裏指代發源於贛南的千里贛江,“鄱”字則指代位於贛北的中國最大淡水湖,在“贛文化”中嵌入一個“鄱”字,避免了只提“贛”字帶來的單一性,使人產生贛南贛北比翼齊飛的生動聯想。毋庸諱言,當前人們對“贛鄱文化”這種表達方式還有陌生感,但假以時日,“贛鄱”一定能夠與“巴蜀”、“齊魯”和“吳越”一樣,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常用詞語。

  近代以來,新淦出土的青銅鼎、餘干出土的陶器、靖安挖掘出的古劍古扇這些在江西現已出土的文物表明,江西或許在殷商時期,就應經擁有了一個獨立於中原的文明體系!而現在贛鄱文化的研究者們也普遍認為:贛鄱文化的主軸是古越文化,她不斷地融合了南下的中原移民帶來的華夏文明,從而形成了江西特色的贛鄱文化體系。

2、歷史
  贛鄱文化在上古時代脱胎於百越文化、吳楚文化,在兩千多年中不斷接受華夏文化的浸染,最終發展出

獨特於世的江西本地文化。她是以江右人民的生產實踐為基楚、以贛鄱農業文明為核心,歷經數千年發展起來的一種特色文化。萬年仙人洞文化見證了江西上萬年的水稻耕作歷史,自然條件的優渥使得江西農業非常發達,隨着人口的繁盛也就有“萬點青山萬户煙”的江南景緻。但也因為如此,東、南、西三面環山,北面臨江的江西地理使得贛地人民戀於温飽、安分守故。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識濃重,但又好於爭訟。北宋袁州(今宜春)知州楊侃就説,如果官員不“自紊其法”,那麼“民知法是易治”。這也得利於江西書院教育興盛、科舉文化強勢的歷史傳統,“耕讀傳家”被公認為處世準則。

3、思想
  注重自身修行是江西人的重要思想。儒學的綱常道德歷來都是最為江西人的標準價值取向。秦漢之際吳

芮,以百越王而進奉漢朝,即便劉邦寡義也仍得善終。東漢徐稚不與世合污,公舉為南州高士。歷史上江西官吏一經上任,即刻便要禮祀孺子祠、祭掃孺子墓。南宋文人李道傳就評價説:“竊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集賢殿學士劉公兄弟、中書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劉公恕、黃公庭堅……此八九公所以光明俊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俱高,則雖傳而不久。”

4、炙求
  江西文人一生都以研究品學道德為炙求。朱熹愛“道問學”,陸九淵好“尊德性”。鵝湖寺一辯後,二者都覺悟到要“去短集長”,在書院講書以開曉世人。而優良的道德情操在亂世表現的尤為突出,晉朝的陶淵明便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唐朝的盧肇即便熟識當朝宰相李德裕也不願在科場上走後門。北宋王安石在阻力重重的政治壓力下依然執着施行變法改革。南宋永新八子弟(劉、顏、張、段、吳、龍、左、譚)在抗元兵敗的情形下毅然率3000隨眾跳潭殉節。明初朱棣奪政,黃子澄等江西士人“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如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清初“易堂九子”、星子的“髻山七子”持節堅不出仕。

隋唐以來,江西的書院教育昌盛,儒學研究盛行。曾鞏便説世人慕學發憤,讀《詩》《書》六藝,“其人入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君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而對於哲學道理,陸九淵更有見解,他強調“自立、自重”,主張“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一生立志“求道、明道、踐道”。他認為讀書人應該與師友問難辯詰,但個人主見就“思則在己”,同時一併指出“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以陸九淵為首的江西心學如此發達,黃宗羲便指明説“姚江之學,惟江右得其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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