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儀之邦的內涵有哪些？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中，禮制禮教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延續，因而中國也被稱為“禮儀之邦”，那麼，你知道中國禮儀之邦的核心和內涵是什麼嗎？什麼是禮，禮對於現在社會是否還有作用呢？不妨隨小編一起到中國禮儀文化去看看吧。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禮
　　中華文明的核心是什麼？這在學術界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我認為是禮。有人會説，你這是賣什麼吆喝什麼，因為你是研究禮的，所以才會把“禮”抬得這麼高。可是對不起，這一説法的發明權不是我的，而是屬於着名的史學家錢穆先生。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錢先生就先獲我心。錢先生在台北的素書樓會見一位美國學者時説：“你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只是看到了它的手指和腳趾，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錢先生非常明確地説道：“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為什麼可以用“禮”來統領中國傳統文化呢？錢先生強調了以下兩個要點：

首先，“在西方語言裏沒有‘禮’的同義詞”，“西語中沒有‘禮’這個概念，西方只是用風俗之差異來區分文化”。正因為如此，歐洲國家的地域多“小國寡民”的特徵。而在中國，方言、風俗可以彼此歧異，但是，“無論在哪兒，‘禮’是一樣的”。中國各地的風俗、方言的差別之大，甚至不亞於比如法國與德國的差別。而數千年來，中國雖然歷經磨難，但始終沒有走向分裂，因為彼此在一個更高層次上是認同的，那就是“禮”。

其次，“（禮）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裏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誌着中國的特殊性。”傳世文獻裏可以為錢先生的説法提供佐證的地方可謂比比皆是，比如《左傳》中講到，禮是“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是為政者“經國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據。《左傳》和《禮記》裏還多次講到禮是“國之幹也”、“人之幹也”，“政之輿也”之類的話，禮無論是對於國家還是對於個人，都猶如一棵樹的軀幹，而不是枝杈。沒有它就挺立不起來，因為它是中國人立國安身的準則；禮還是推行政令的車輿，沒有它，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達於四方。可見“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

錢先生的見解，高屋建瓴，非常精闢，不如此認識，就不足以把握“中華禮儀之邦”的本質，我本人非常的贊同。可惜不知什麼原因，學術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錢先生的這個談話，所以我必須在一開頭就特別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

“禮”是什麼
　　那麼，具體來説，禮包括哪些內容呢？限於時間，我不能面面俱到的介紹，只能着重介紹下面幾個要點。

首先，禮是以道德為核心的國家典制。任何國家都有典章制度，而在中國古代，十分強調典制的制訂，一定要符合禮的原則。為什麼呢？因為古人是把禮作為道德和客觀規律的代名詞的。所以《禮記》中寫道：“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易”是改易、移易的意思。禮體現的是不能改易的道理，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國家典制是行政管理的規範，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所以歷代政治家和執政者都非常重視，因而有許多的作品。其中最值得向大家介紹的是《周禮》這部書，不知諸位讀過沒有？清代學者孫詒讓稱讚它“體大思精”，是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六代治國智慧的集成。《周禮》是一部理想國的藍圖，建立一個美好的國家所需要的綱領和政策，書中幾乎全部涉及到了。例如：中央和地方的格局應該怎樣劃分？兩者的關係怎麼協調？如何教育民眾？如何考核各級官員？部門之間如何制約？豐歉之年的税率怎麼確定？司法制度如何保證公平合理？等等，非常豐富，而貫穿於其中的則是“理”。

下面我們舉一個例子。《周禮》裏的秋官是主管司法的部門，但這絕不是一個濫用刑罰的機構，因為嚴刑酷法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刑是一種在迫於無奈的時候才使用的教育手段，目的是為了最終不用刑。因此，秋官裏面有許多合於“理”的規定。例如，在判定罪名時，先要確認是故意犯罪還是過失犯罪、是初犯還是屢犯？如果屬於初犯，罪行較輕，就不要關進監獄，讓他站在一塊稱為“嘉石”的石頭上，把罪名牌掛在他胸前，讓他感到羞恥，決心改過自新。這樣雖然沒有用刑，但已經達到了教育的目的。再如，為了保證下情上達，民眾有冤屈要申訴，有關官員必須受理。如果拒絕受理，申訴者可以站在一塊叫做“肺石”的石頭上，這時監察部門的官員就會出來聽取申訴，如果情況屬實，拒絕受理申訴的官員要受到懲處。

類似的制度，也見於其他禮書。例如，《儀禮》中的《覲禮》記載的是古代諸侯國之間派使者相互聘問的儀節。在主賓見面的時候，使者要致送“國禮”――“圭”，一種非常珍貴的玉器，這是必須要有的外交禮節。但是，在使者要歸國的時候，主人要舉行一個稱為“還玉”的禮節，就是把對方致送的“圭”鄭重其事地奉還給使者。各位可能要説，這不是開玩笑吧？既然接受了，為什麼還要退回去？這裏面是含有深意的。國家與國家交往，藉助於禮物來表達自己一方的敬重，這是在情理之中的。直到今天，我們去見客人都是不好意思空着手。可是，如果彼此交往的注意力集中在禮物的貴重與否上面，那麼，這個禮就成了行賄和受賄，味道就完全變了。所以，“還玉”禮節的設計非常重要，是為了不讓禮物沖淡禮的真意，表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左傳》一書以敍述史事為主，中間常常夾雜“君子曰”的評語，評判的標準是“禮也”還是“非禮也”，就看你的言行是否站在“禮”上。比如魯隱公五年春，魯隱公忽發奇想，打算到一個非常遙遠的、叫做“棠”的地方去看人家捕魚。臧僖伯勸阻説：根據自古相傳的禮制，國君是為民眾樹立法度的人，應該專心去做國家的大事。執行亂政，那是要亡國的。魯隱公堅持要去，臧僖伯“稱疾不從”。由於隱公的做法“非禮也”，不符合禮，所以史官將它寫進了魯國的史書，以警示後人。所以説古代的禮，包含了一套以道德為核心的制度。類似的例子，《左傳》裏非常之多，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一讀，相信收穫一定會很多。

禮是對人性合理的制約
　　西方文化是以神為中心的宗教文化，人的靈魂是要靠上帝來管理的。中國文化不然，它是以人為中心的，人的靈魂是要靠自己來管理的。這是東西方文化的重要區別之一。

那麼，人怎樣管理自己的靈魂呢？時下有一個時髦的説法，叫做“要學會管理自己的情感”。情感、情緒能夠左右人的行為,情感偏頗、情緒失控就會出亂子。我這裏有一張北京晚報，上面有一篇報道，題目是《2/3的命案屬於激情犯罪》。

《中庸》開頭説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全篇的核心之所在。“天命之謂性”，是説人的喜怒哀樂之情，是與生俱來的天性。“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尊重人性，具有普世的意義。“率性之謂道”，“率”就是沿着，沿着尊重人性的理路來治理老百姓，充分考慮到民眾的喜怒哀樂之情。那麼，幾乎就是治國之道了。可是，人性有天然的弱點，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除非你是聖人。如果過分張揚人性，肆意放縱它，那麼人性與獸性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因此，需要通過教育來引導民眾，讓他們懂得修正自己的情感，這就是“修道之謂教”。朱熹在《四書集註》裏説，修道的“教”，就是指禮樂教化。

《中庸》接着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人的喜怒哀樂之情在沒有外發的時候，是處於“中”的位置，既不過分，也沒有不足的問題。當人在受到外界的影響，情感的外發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往往不是太過，就是不足。要想做到“發而皆中節”，就是恰到好處，就像孔子評價《詩經》的時候所講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一旦進入“和”的境界，在任何時候都能波瀾不驚，從容面對一切，情緒不會大起大落，不會大喜大悲、狂怒暴躁，“舉世譽之而不私悦，舉世毀之而不加沮”，這是一種很高的修養，需要長期的學習。

《中庸》又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民眾原本就有中正的本性，這是我們得以治國的最大的“本”。通過禮的方式，把民眾引導到“和”的境界，把殘留在人性中的動物性轉變為理性，這是治國平天下的最大的道。《中庸》之道，就是追求“和”的道理。“禮之用，和為貴”，禮的終極目的，就是造就和諧的人以及和諧的社會。現在西方有人説中國的發展方向不清楚，其實中華民族從古代就是講“和”的民族，最有資格談“和諧”。我們今天提出建立“和諧社會”，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絕不是應付海外輿論的權宜、粉飾之詞，而是我們千年傳統的自然延續。

儒家認為，人修身需要在“質”和“文”兩個方面下工夫。“質”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品德，比如質樸、誠信、正直、敬讓，這是做人的底色。“文”，説得簡單一點就是一個文明人的典雅的“文采”。孔子的一個學生對此非常不理解，認為“質”就行了，幹嗎要“文”？孔子説，虎豹與犬羊的重要區別是在於它們的皮毛上面的“文”不一樣，如果把它們的皮毛統統剃掉，還能區分虎豹和犬羊嗎？“質”是“文”的依據，“文”是“質”的表露，《樂記》裏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叫做“德Q動於內”，“禮發諸外”。所以，中國人的禮，非常強調內在的德性，把它當做學習禮的起點。

禮是中華民族價值觀、行為方式的體現

西方人講平等，我們東方人講尊卑，乍一聽我們太落伍了，都什麼年代了還講尊卑？其實，西方人講平等也是宗教文化的體現，因為人人都是上帝的兒子。你爸爸是上帝的兒子，你也是上帝的兒子，沒有區別，孩子見了爸爸可以拍肩膀。現在這種平等被很多人追捧。但它就一定好嗎？《參考消息》轉引的《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説，由於一些學生的行為無法容忍，2004年有1/3的美國教師認真考慮過要改行。因為80%的學生張口閉口都説享有自己的權利，如果老師的管教過於嚴厲，他們的父母就會提起訴訟。所以，孩子毫無顧忌，變得很粗野。這種所謂的平等，造成的結果是學生凌駕於老師之上，使得正常的教育很難進行。

中國人講尊卑，看似不平等，其實不然。尊卑是相對的，父親與兒子在一起，父尊子卑，因為父親歲數大，社會經驗豐富，對兒子有養育之恩，當然要尊敬。但這種關係不是不變的，兒子會變成父親，那時也就成了尊者，受到子女的尊敬，公平得很。平輩之間交往的原則，是以對方為尊，實際上是彼此為尊。我敬你一尺，你也會敬我一丈。實際上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平等。所以，錢穆先生講，禮是以對方的存在並且心存敬意作為前提的。禮的原則是與人為善，處處為對方着想，以此求得社會的和諧。

在我們的歷史上，最早實行禮治的是文王。《史記》裏記載，商朝末年，紂王暴虐無道，天下怨憤。周文王用道德來收攬人心，威信很高，諸侯之間發生爭端，都會找文王做裁判。

當時，虞、芮兩國為了中間的一塊田地長期紛爭，於是去找文王評理。可是，他們走進周的地界，發現“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感到非常慚愧的是：“吾所爭，周人所恥”，我們所爭執不休的私利，正是周人感到可恥的東西，去找文王評理，豈不是自取其辱？於是，他們轉身回國，通過互相謙讓解決了爭端。文王沒有出面，就把虞、芮之爭解決了，兩國的風氣也得到了改善，這就是禮樂教化的力量，成為後世追慕的典範。

因此，後世為政者十分重視禮的教化作用。《史記》在介紹制度史的時候，就把《禮書》放在第一篇，並且強調它對於治理社會的基礎意義。《舊唐書?禮儀志》説禮是“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者榮”，“不可須臾離”。漢代有《曲台集禮》140篇。唐太宗踐阼之初，就命令房玄齡、魏徵等禮官學士修訂了《貞觀禮》100卷。後來，唐高宗又命令長孫無忌等增益補訂，撰成《顯慶禮》130卷。再後來，徐堅等奉命修撰《大唐開元禮》150卷。這些禮書使得大唐的典制粲然大備，對社會的繁榮起了重要作用。同時，衣冠文物，聲教迄於海外，對於新羅、日本等地的文明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

禮在當代還有價值嗎？
　　有人可能會講，現在是工業文明甚至是後工業時代，我們的“禮”都是農業文明時代的產物，太老舊了！應該把它淘汰了！説老實話，把社會的發展分成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或者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階段，是學者為了研究和敍述的方便而做的劃分。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刀斷斧劈式的，而是一個有機體。就像一個人，從少年到老年，他體內有一以貫之的東西，不是説到了一個階段一切都要從頭做起的。比如孝敬、誠實、守信等這些基礎性的道德，是可以超越意識形態而存在的，我稱之為“人文基因”，它不僅有繼承性，在某種程度上還會有所遺傳。

物質文明的發展需要精神文明的引領？
　　人類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從來就是伴有精神追求的。新石器時代，人類生存條件非常惡劣，即便如此，他們還會在陶罐上面畫畫，用海蚶殼、石片做成佩飾；他們還會思考地球以外的事物，許多神話就是這一時期的產品，這就是精神追求啊！

改革開放之初，有不少人認為，只要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什麼難題都不難解決。沒想到，製假、販假之風隨之而起，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和健康，而且敗壞了我們國家的形象。於是，又有人認為，只要把法制建立起來，一切問題都會化解。可是，知法犯法、有法不依、鑽法律空子的現象幾乎無處不在，令人不勝其煩。事實證明，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人文精神的引領，需要提升大眾的道德水準。在雜亂無序甚至是無政府的狀態下，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不僅很難長久，而且會帶來災難。

禮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
　　一個國家的實力如何，大家往往只注意那些看得見的硬指標，比如外匯儲備、人均GDP、鋼鐵產量、進入世界五百強的企業等。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理念等。軟實力很難量化，但確實是在影響着國家的發展的。軟實力不但可以在凝聚人心、激勵士氣、提供史鑑、醇化民風、樹立民族形象等方面發揮作用，還可以為經濟、政治、外交的發展助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鄰國似乎比我們覺悟得早一些。

《環球時報》有一篇文章：《日本借軟實力提升形象》。日本人意識到，現在僅僅用金錢、軍事手段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已經很困難了。21世紀是各國軟實力較量的時代。因此，應該以文化力量為中心，用獨創的傳統的自然協調的人文力量來贏得各國的信賴。日本的做法是，“動漫、遊戲、生魚片，一個都不能少”，希望藉此樹立自己的文化形象。

小結：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以禮待人是很多人都需要學習的，當然，現在我們所説的禮和古代中國所説的禮是承自一脈，也有所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