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之《詩》

一個國家是否能夠長長久久的繁榮昌盛下去，更多時候看的這個國家流淌在血液裏的是怎樣的文化。中國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泱泱大國，上下悠悠五千年。我國有着淵源流長的文化背景，在歷史的長河裏，中國留下了數之不盡的文化遺產。你對四書五經瞭解多少？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下儒家經典之《詩》。

　　四家《詩》
　　指今文的魯、齊、韓三家詩和古文“毛詩”。秦火以後，《詩經》以其口耳相傳、易於記誦的特點，得以保存，在漢代流傳甚廣，出現了今文的魯、齊、韓三家詩。

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興盛一時。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古文“毛詩”晚出，在西漢雖未被立為學官，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於世。後來三家詩先後亡佚，今本《詩經》，就是“毛詩”。

《詩》[書籍]-簡介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

據説《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庸阝風、衞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組成，稱為十五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來自民間。“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頌是宮廷用於祭祀的歌詞。一般來説，來自民間的歌謠，生動活潑，而宮廷貴族的詩作，相形見拙，詩味不多。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敍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説，《詩經》是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而《詩經》的語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漢語概貌的最重要的資料。

《詩》[書籍]-夫子施教先以《詩》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記載衞將軍文子之言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孔叢子·雜訓》也説：“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從這些古文獻記載可以看出，孔子教學，首先就要教弟子們誦讀、學習的就是《詩》。

然而，《詩》、《書》、《禮》、《樂》等文獻早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並作為教材用於對貴族子弟的教育。《禮記·王制》記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外，《國語·楚語上》也記載有當時貴族子弟的教育情況：

（楚莊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可見，在孔子之前，《詩》雖然已經作為教材用之教學，但是並沒有像孔子那樣將其作為教學過程中的首選科目。孔子繼承了《詩》、《書》等古代教學的教材，但是，“夫子施教”為何又“先以《詩》”呢？

不可否認，《詩經》自身所具有的藝術特質是它獲得如此殊榮的一個重要原因。作為上古先民智慧的凝結，《詩》的語言優美、婉轉，易於理解；而且，語言學家經過研究指出：“《詩經》是有韻的。除《周頌》有幾篇無韻詩以外，都是韻詩。”《詩經》韻讀，這在以口耳相傳傳播古代文化的上古時期，是非常便於記憶和誦讀的，與深奧難懂的《書》、《易》等文獻相比較，《詩》更容易讓初學者接受與領悟。

然而，孔子教學，並非教弟子們簡單地記憶、誦讀，他更為注重的是從古代文獻中闡發“先王之道”，以培養弟子們的德性。《詩經》，這一便於記誦、理解又飽含古聖先賢之道的古代典籍，在道德培養中更是起着基礎作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因此，《詩》本着性情，更能觸動人心；而誦習者在與詩中情感的碰撞與交流中也易於改變性情、提升品德。我們認為，這正是“夫子施教先以《詩》”的根本原因。

《論語·泰伯》曾記孔子之言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邢昺《論語註疏·泰伯》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於詩”，何晏《論語集解》引包鹹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朱熹《論語集註》進一步解釋説：“興，起也。《詩》本諸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如此而得之。”可見，《詩》是立身成德的基礎。對此，《孔子家語·弟子行》記載比較詳細，該篇記衞將軍文子之言曰：

“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説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

孔子施教，目標在於培養弟子的具有高尚德行，即“文德”，《詩》則是這一培養過程的起點。《孔子家語》的這一記載，我們可以看着是《論語》“興於詩”一章的最好註腳。《詩》在孔門教學中的地位由此也可得見。

《詩》[書籍]-《詩》可以興
　　作為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教育家，孔子所提出的一些育人方法在今天的教學實踐中仍然具有寶貴价值，例如“因材施教”、“啟發誘導”等等。而在具體的科目教學中，孔子也根據不同的文獻特點對弟子們進行教導。如上所述，作為一部體現上古禮樂文明的詩歌總集，《詩》不僅有着豐富的思想內涵，語言優美、含蓄，有着《易》、《書》等文獻典籍所沒有的藝術特質；更為重要的是，《詩》本諸性情，是人內心志意、情感的外露，因此，它易於啟發、引導人的性情、志意。孔子注意到《詩》的這一特點，他説：“《詩》可以興。”

“興”，何晏《論語集解》引孔注曰：“興，引譬連類”；朱熹《論語集註》注為“感發志意”。從前人的註解來看，説的都是《詩》具有的啟發、引導功能。孔子也正是從《詩》的功能出發，説《詩》可以啟發人的思想、情志，進而培養、完善習《詩》者的德性、志向。而《詩》的這一功能與特點又決定了孔子的教《詩》方式，《論語·八佾》記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孔子以“繪事後素”來解釋“素以為絢”這一詩句，大意是説先有白底子，然後再繪畫。子夏由此受到啟發，聯想“禮後”，説的是人必須先有自然的質樸真情、仁義之質，然後再施之以禮義。在這裏，子夏從表面上看似毫無關聯的詩句中，聯想到了更具深層內涵的“禮”，孔子更是稱讚子夏對他也有啟發。而從孔子對子夏説“始可與言《詩》已矣”一句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具備能夠受詩句啟發，進而聯想、發掘詩句的深層內涵的這一能力，是孔子教弟子學習並與其交流《詩》的前提。同時，從子夏的這種思考方式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啟發、引導進而引譬連類的教學方式，在孔門教學中應用是比較廣泛的。孔門弟子在學《詩》論《詩》的過程中已經不自覺地形成了這種思考方式。《論語·學而》記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孔子認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固然是道德修養中比較高的境界，但是還是不如“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受此其啟發，聯想到《詩·衞風·淇奧》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用其比喻道德修養是不斷提高的過程。孔子稱讚他“告諸往而知來者”，正是對其學《詩》解《詩》方式的讚賞。

因此，“《詩》可以興”不僅是《詩》所具有的功能，也是孔子教弟子們學《詩》、用《詩》的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了孔子以《詩》教育弟子、培養弟子們的道德品質的目的。